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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权贵资本和寡头垄断的前世今生(图)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21-11-24 点击数:

  亚洲教父都是通过垄断和权钱交易获得巨大的财富,而非技术创新。他们控制了上游行业,比如能源、原材料、地产、商业超市、码头、运输。同时在国际上竞争的是中小企业,而教父们拥有属于自己的银行,在银行中获得几乎利率为零的资金,可以从经济运行中提取旱涝保收的较大价值。正因如此,才导致亚洲股市的低迷。

  1997年创办《中国经济季刊》(CEQ)的史塔威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亚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从事新闻工作。90年代,他替《经济学人》的商情部门(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简称EIU)写过大约十本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小册子,算是“中国通”。2002年他的《中国热》(ChinaDream的台湾译名)一年“三刷”,在研究中国市场信息书刊多如牛毛的书市,足见该书言之有物,大受市场欢迎。史塔威尔2007年出版的《亚洲教父》,亦颇有可观,书的原名令人以为集中“揭发”香港“教父”的种种,其实不然,因为对新马泰印(尼)菲的着墨不少甚至更多。

  未及正题之前,必须指出作者强调读者不可视“教父”为“有组织犯罪组织领袖”,他不过借用这个带有“罗曼蒂克迷思”的名词,以形容“家长式统治、大男人主义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坛天地线之巨贾,对于“教父”的称谓,史塔威尔要读者不可当真。本书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只能归类为有权无钱的政客与有钱无权的商人互补不足、合谋牟利组成无形“财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们攻守同盟、垄断市场、操纵价格、避免竞争、围标政府合约,并千方百计取得专利权。事实上这种种商界诟病,亦可视为善于钻营、长袖善舞、全心全意为股东牟取最大利益的正常商业行为,与做非法勾当的教父大异其趣,因此必须加上引号,以示指的是对权势炙手可热的商业大亨,与黑社会教父完全不同。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Tommy,原名HutomoMandalaPutra,1962-),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他于2000年(乃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大体而言,史塔威尔细说中国香港地区及东南亚诸国大亨发迹史,此中不少尤其是港澳地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本来并无什么可写处,然而,史塔威尔的功力在从中梳理出他们发迹的脉络及发迹后的“生活规律”,丝丝入扣、合情合理,这便非等闲之辈所能办,因而必须特为介绍。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这种发展模式,和战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济改革、保持商业竞争,进而形成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同时鼓励了科研及人文发展,大为不同。非常明显,从经济成长及社会发展观点看,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走的才是正途。

  因为这种缘故,亚洲地区的经济离全面自由甚远。香港多年来被“选”为世界最自由地区,特别是经济学自由学派大旗手、已故的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强调,令香港与自由画上等号,对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惘和迷惑,因为在实际商业运作上,许多重要行业都受管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独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难加入,市场基本上不自由,而这正是推动市场自由化的“亚洲共同市场”在亚盟多年努力后仍未“成孕”的底因!

  史塔威尔书中对亚洲“教父”的剖析,新发现的事实不多,却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读者注意。其中比较突出亦令笔者有点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他就此访问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王氏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职)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至于那些有赚钱禀赋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产,只要娶个有钱有势的妻子,便等于获得向上爬的社会梯阶、奠下良好的“商业基础”;这类富翁数之不尽,史塔威尔顺手举出的便有李嘉诚、郑裕彤、董浩云、吴光正和苏海文……泰国的逃亡总理他信在位时常说他生于穷乡僻壤,少年过得甚苦,其实是“大话西游”,他出身清迈大户,乃父为政府委任的地方税款“包收入”(taxfarmer),累积相当财富后从事泰丝、财务、建筑及地产发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够进名校接受最佳教育,后入军校,与将军的女儿结婚,自此平步青云、事业遂顺,商而优则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新加坡大亨李光前亦因娶大富之女而飞黄腾达……有个有钱父亲,当然财星入库、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组结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几乎毫无例外,“教父”们在家庭及公司都有绝对权威地位,这种“社会地位”当然是因他们的能干与精明及有“叱咤风云”个性而获致,唯不可忽略的是,这与他们在生时紧紧拥抱财权不放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去年取消遗产税,香港豪富再无后顾之忧,因此会做得更彻底。摊开上市公司年报,巨贾的第二、第三代名下的股权真是“无足轻重”;史塔威尔以新加坡最大地主(约占该国四分之一的物业市场)黄廷方为例,今年77岁的黄氏至今仍持有过半数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长子黄志祥(罗拔仔)五十开外、白发苍苍,是官地拍卖场的常客,为信和置业及尖沙咀置业的名义“话事人”,然而只分别持有这两家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权;虽然在“父传子”的传统根深蒂固的华人社会,儿子特别是大儿子是财产合法甚至唯一继承人,然而,老人家谢世后冒出若干庶出子女争产的事,时有所闻,那意味着遗产会被分散分薄这种风险,是华人巨贾身后无可避免的风险。

  《亚洲教父》指出,坐镇新加坡的黄老先生每天打电话查询公司业务,这也许是黄志祥不敢怠惰,每天早上八时前便到公司办公的“原动力”;罗拔的弟弟菲立主持新加坡业务,据说黄老亦不因近在眼前而稍有松懈。史塔威尔又指出,不少巨富特别是新马泰的,其中年子孙,买汽车或其他“奢侈品”,都要征询老人家的意见,老人面有不悦之色,提议便自动取消;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不过,这样做的后辈的确大有人在,但那也许是摸准了老人家悭俭性格故意讨其欢心之举后辈必需讨老人的欢心,以彰显老人手握财权的“效应”。掌握财产控制权的另一“效应”是有老人家在场,不管是开会或饮宴闲聊,后辈大都噤若寒蝉,不敢随便发表意见;老人家对后辈“相敬如宾”的大有人在,而在家庭聚会、职员面前甚至董事会进行中大发雷霆申斥后辈的事例,更不鲜见,已故金融业大亨冯景禧是代表者,《南华早报》在2003年2月的董事会中便出现了一次令众董事十分尴尬的场面……

  我国外交老前辈顾维钧的太太黄蕙兰的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提及乃父印度尼西亚巨富黄仲涵(OeiTiongHam,1866-1924,当年的世界“华人首富”)“终生迷恋女人和性,有十八名正式过门的妾侍,她们为他生了四十二名子女……”。东南亚“教父”手握财权,有无上权威和随之而来的特权,包括随心所欲与女性“上床”的特权。

  东南亚“教父”的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动,“消息来源”大概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和“怨偶”,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投资银行家,亦提供不少可信性高的“内幕消息”。据史塔威尔的描述,“教父”们之所以多有此种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们的太太纵容而“性对象”供应源源不绝,得之全不费工夫;其次是这些“教父”大都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伙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寻求年轻女性的性慰藉,几乎是唯一的“解闷”方法。

  东南亚“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难以理解的还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戏真做;他们对名誉学位及皇室、土皇帝或政府的赏赐,不惜多方钻营、千方百计争取,一旦到手便到处炫耀、沾沾自喜。为了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设勋衔,各大专院校每年颁授名誉学位必以“工商巨子”为主要对象,荣誉纷至沓来,附于大亨名字之前之后的头衔多多、蔚为奇观,Dr.Sir有之,TanSriDatoDr.有之,总之非常显赫、十分热闹;而一些略识之无的巨贾训示下属必尊称之为“博士”,当其秘书在电话中说“这是某某(如刘天就,20世纪80年代鞋业大亨)博士办公室”时,不识时务不懂港情的洋记者笑破肚皮,外国记者俱乐部以此传为笑谈。

  对各位的执著,皆因“身份危机”而生,近年另类“身份认同”的潮流是信耶稣,他们不惜高价将办公大厦辟室改装成教堂,出钱出力,办“主日崇拜”及种种“属灵”活动,此中以印度尼西亚“过江龙”香港力宝集团李氏家族和马来西亚大财阀邱继炳(KhooKayPeng,有不成文规定,下属友人见之必尊称为Dr.Khoo)以至新鸿基地产郭氏昆仲及恒隆地产陈启宗(在美国读神学并曾当传道人)最热心。基督教与华人社会价值取向特别是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华人乐此不疲,马来西亚YTL集团杨氏家族一位大佬指华人是“变形虫”,当他们精神缺乏寄托并感前路多变而政府又不能信赖时,“信教”便是不错的安定情绪尤其是平衡他们“极富”带来内心不安的精神食粮。

  “教父”们的“选择性节俭”亦令洋人大开眼界,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本书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笔者希望他们会这样做,如此,后之学者才能为他们撰写与事实相近(即非隐恶扬善拍马阿谀之作)因而有价值的传记;一个人创造了以百亿计的财富,肯定有过人的能耐,因此“益后人”的,不应仅限于金钱,而要把克服困难创业致富的经验一并传诸后世,才不枉此生。事实上,“教父”虽然富可敌国,然而,史塔威尔认为他们无论在企业管理和发掘及利用人才上,并无垂范后世的建树(他们的CEO是“奴隶头目”、“洋人”是鬼佬。这是《亚洲教父》第四章的题目),那等于发大财却在社会层面无法“立品”(不少巨贾捐款做善事,然而,在大多数例子中,那只是他们为身后名的投资),令人引以为憾。据史塔威尔的分析,“教父”只知道设法获得专利,然后削减成本,提高边际利润率和绞尽脑汁交纳最少的税款,与西方社会企业家在自由市场下竞争因此必须培养、聘请一流人才拓展市场进而对商业社会作出贡献,大不相同。

  历史上,东南亚经济教父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自殖民时代殖民者实行“当地人管当地人”的政策,在被殖民者中培养政治和经济代理人,给予一定的荣誉政治头衔和带有垄断性的经营特许权,以方便其统治。当殖民地独立时,这些代理人转变成国家政治和经济精英,不但保住了自己以前所获得的经济特权,更从新政府里的“自己人”手中“合法”取得了过去属于外国公司的经济特权。虽然,东南华裔大亨们大都处于政治弱势,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掌权者的关系,但是权力与垄断间的利益输送,却从未停止过,最多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与东亚(日、韩、台)的自由资本主义相比,东南亚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教父们大都不从事“繁荣的”出口制造业,是因为制造和出口要面对国际竞争,赚取的是蝇头小利的辛苦钱。所以,教父们真正关心的只有特许专营权。

  正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垄断,使得经营特许权成为教父们的追逐对象。过去是包税、鸦片、矿产、博彩,后来是港口码头、公用事业、烟酒糖、甚至面粉,现在则是电信、银行。通过非竞标方式或非法围标,教父们以极低的代价获取垄断经营权,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廉价融资和杠杠化运营的工具。所以,教父们的无需关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只要收租即可坐享其成。而政客们对于把公共资源和经济权力卖给教父们换取后者的政治、经济支持也乐此不疲。所以,大亨们只是在寻租环境中高效生意人,用迈克尔波特的话来说“他们没有经营战略,他们只是做生意”。

  坐拥具有战略意义的深水港口、同时又处在一个严重管理不善、腐败严重、政治变化不定的地区之中的城市和小国,它们的繁荣与官方的经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因此,香港经济从来就不是英国殖民者声称的自由经济,而是与新加坡一样,从周边国家(包括大陆)的低效率中套利,而后者“逐渐成了为某些外国和本地特殊人物提供服务的金融中心”。

  在香港的许多重要行业受到管制而成为教父们的独家生意或卡特尔式经营,号称民主体制下的立法会里有奇怪的功能选区立委;新加坡这个对道德有着近乎严苛洁癖的国家,其政府却会令人费解地容忍合法的卖淫和赌博,而执政党对付野党的手段似也令人不齿;在马来西亚,大亨们在政治强人的庇护甚至可以把面粉产业做成许可经营,而国营企业则会毫不犹豫地为大亨们输血;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官商一体、军人干政和政治、商业的腐败,则是港、新、马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经济繁荣时,教父经济在蓬勃的出口产业的荫蔽下,轻松获取社会财富。待到金融危机到来时,教父们与政客勾结,采取掠夺国民财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财富:获取国家援助、向国外藏匿资金、以劣质资产抵债再低价购回。如此,大多数教父都安然度过危机。

  从殖民统治到民族独立,再到民主政体,所有的政治变迁对教父经济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而掌权者却开始敦促反思“西方民主政体的教训”。但是东南亚国家的实践证明“民主有许多特点,它只是自由政体的一部分,而自由政体要求独立有效的司法、警察、行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缺少这些部门,精英们能聚集大量平民阶层的选票,操纵人员变动很少的政治联盟。东南亚没有提供什么民主失败的教训,它提供的是许多民主运作中复杂性的教训”,而在菲律宾,埃斯特拉达的上台则表明“在电视时代政治游戏可以用新的、平民主义的方式来玩”。这些都只是“被操纵的民主”。

  此外,关于大亨们“草根发迹”和“选择性节俭”的感人故事,也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的发迹几乎无一例外的源于通过家族或姻亲的财富继承、走私或发战争财;他们住在几十年前买的老宅是出于风水考虑、带着几百块钱的廉价手表是形象宣传的要求、每天十几小时的超负荷工作中包括例行的阅报、按摩、宴请和高尔夫。某些大佬所谓的财技,则大部分建立在对中小股民的盘剥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华人大亨们对基督教的热衷。基督教与华人社会价值取向和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华人大亨却乐此不疲,“当他们精神缺乏寄托并感前路多变而政府又不能信赖时,信教便是不错的安定情绪尤其是平衡他们极富带来内心不安的精神食粮”。这种极具实用主义的信仰,正深深地烙上了儒家思想的糟粕。

  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经验,首先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彻底地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得生产要素得以流通而消除了早期垄断的基础;其次政府减少许可经营的领域,企业注重技术创造力和品牌建设的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最后是政治体制保证了宪政民主的实施,使得政治结构拥有自我调整的功能。这正是东南亚教父横行的国家和地区所没能实现的。

  作者预见到了香港政治生态的发展趋势。香港独特的政治身份和本土政客的成熟,以及民众对精英人物控制经济政治的认识、对分配不公的不满,催生了民众本土认同感的强化和政治意识的兴起,他们要求制定竞争法、撤销经济管制、改革立法会和选举的呼声越来越高。11年和12年的一些民众运动即印证了作者的观点。

  最终,我们不难看出,透明且有限的行政权力、独立的司法和央行、及军人不得干政,是民主政体不至于沦为权力和资本玩物的基础。土地改革不彻底和过多政府特许是权贵垄断的温床。对新加坡和香港的批判,就是对中国改革的警示,而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已经浮现出越来越多马、印、菲、泰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子。

  尽管在书中,作者旁征博引阐述了不少新的见解,但遗憾的是这些都不足以弥补其一手资料和实证研究的薄弱,很多论断都是基于猜测或访谈且颇为主观,部分观点也过于激烈而有失偏颇,特别是对东亚经济发展的理解有些肤浅。但整体而言,它仍不失为一本全面了解东南亚权贵资本和寡头垄断的前世今生的商业读物。至于翻译么,唉,中国出版界的老问题了。

  该书的主要内容虽然是关于东南亚(仅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和香港的超级富豪们不那么光彩的致富之道。书中众多的故事,使全书有相当的可读性。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财经八卦”书,而是对这些富豪们所代表的东南亚经济特点,有着细致/有说服力的分析。其目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不是为了“揭丑”,而是为了激发读者思考,怎么样才是持久的/平衡的发展之道。

  虽然作者所暗示的政治化的改革方式,以我偏自由市场的口味来说,有点过于简单化,但毫无疑问,他的认识要比绝大多数的“”改良理论家的认识深刻/实际得多。但作者也确实相当有说服力地,对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所谓“自由派”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当读到这些富豪们如何,愚弄大众,疯狂敛财时,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愤怒:相对比而言,你会觉得中国的陈良宇/周正毅们真是太小儿科了;但接下来你会觉得困惑:在这些看上去是“民主”/“开放”的社会里,他们为什么能一次次地得片惩呢?最后,你会思考,到底是怎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养育了这些富豪(毕竟他们本质上和全世界的商人一样,都是在适应环境以获得利益最大化)?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启发?

  虽然我们早就知道马/泰/印/菲的腐败和混乱,但我原来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并不很了解,而该书让我在这方面增加了很多知识,使我对这些国家中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政变/政权交替,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比如他信的起落)。如果要对这些国家进行投资的话,我现在会非常谨慎。(当然因为我原来对这些国家就缺乏了解,对作者论述的正确与否缺乏判断能力,但就与我所了解的一些信息相印证,感觉还是相当可信的。)

  但给我带来最大启发的,还是作者对新加坡/香港经济模式/富豪的批评。(我读后的感觉,就像人们第一次听到极富洞察力的观点之后所常有的那样:我怎么这么笨,这么明显的事都没想到?)

  虽然人们把新加坡/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地区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地区提供洗钱/走私服务的中心。而新加坡/香港这两个地方,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他们的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显示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他们的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这也就解答了我原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而且据说对卖淫态度比较宽松: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是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新加坡,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

  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而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它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得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己的地区)。但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断水电供应)

  李嘉诚/李兆基这些富家们,尽管被大众视为“超人”/“股神”,但他们本质上都是“寻租者”。他们的利润都是来自于与垄断相关的行业,而没有一个人建立过一家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尽管几乎所有的富豪都要建立一个由穷至富/白手起家的形象,但正如作者所指出,除了个别随苏哈托起家的富豪外,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出身穷人的。要么本来家庭出身就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他自己富有的uncle(叔叔?舅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他娶了老板的女儿(堂妹?表妹?)。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丈母娘的经济支持。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作者指出,如果扣除他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热衷“庄股”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

  可是正是由于他们财富“寻租”的特征,这些富豪通常尽量保持低调,如果有负面新闻的话,马上毫不留情地打压。当苹果日报要登关于李嘉诚早已去世的夫人(港人普遍认为是自杀)的报道时,长江实业马上停止了在该报的所有广告。谢国忠的辞职,据说就是因为他给同事关于新加坡是洗钱中心的邮件被曝光(当然,摩根斯坦利表示他的邮件只是为了“激发内部讨论”,而他的辞职与此毫无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该书的中文版。

  当然,相对而言,新加坡/香港还是比较好的地方。菲律宾警察表示2001年以来,有110其政治谋杀事件,而国际人权组织认为有200~700起。所以,香港积极推动小股东权益的David Webbs表示,他不会在马尼拉或吉隆坡做类似的尝试。

  本书的一大观点,就是反驳流行的“文化论”/“种族论”:东南亚富豪普遍是华人后裔或有华人血统,不是因为“儒家文化”或“中华民族”像李光耀所宣称的那样,有什么特别的优势,而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我认为作者的论述相当有说明力。(就像中国古代的“商(朝)人”并不是有什么天生做贸易的优势,而是因为商朝灭亡后,其后裔被禁止进入政治等领域,而只能从事当时最低贱的贸易。欧洲的犹太人也是类似的情况。)

  作者指出,在东南亚,尽管华人掌握了大部分财富,但掌握这些财富的只是极少数人,大部分华人仍然过着很普通的生活。而从整体上讲,华人确实是要比当地人更勤奋/节俭,但那主要是因为作为后来的移民,他们只能得到贫瘠的土地(最好的资源早被当地人占有),不勤奋/节俭,就无法生存。而正是因为华人的政治地位是最低下的,所以他们被当地的贵族/精英/军人选择为政治威胁最小的商业代理人。实际上,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国人士”。(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而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的“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他们的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

  作者还有不少观点也很有见地: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做生意要靠“关系”,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关系”也变得很复杂。(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决策人,但一个小小科员的作梗,都可能让你面临麻烦。)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导致计划的失败。而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在东南亚: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用,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也让我很有共鸣。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仓,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来斯和女人。(不断说巴菲特住着老房子不也让人有点烦?也放他住的房子是有年头了,但有多少人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呢?)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当然,如作者一开始所说,指责这些富豪是没有意义的。寻租本身也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在特定市场情况下有其价值。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东南亚经济也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出口生产业,而东南亚富豪几乎全部出自寻租者而不是这些出口制造业(没有一家具全球竞争力的品牌公司)这一事实,使人担忧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寻租者所赖以生存的屏障,就会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寻租者的利益所在,以及寻租者已具备的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使得打破这种屏障极度困难。而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好象也正在体现这一问题。

  “菲律宾,从更小的程度讲还有泰国,经常被李光耀等政治人物引为太多的民主对发展不利的证据。但这些国家所真正证明的是,民主有不同的形式,而且仅仅是一个组成部份。可行的自由政治体制,还需要有效的、独立的法律体系、警察队伍、政府机构和中央银行。。。。东南亚并没提供民主是失败的教训,但提供了很多教训让我们了解让民主能运作是很复杂的。”

  东南亚金融危机前的一些迹象:投资在GDP中的比例从25%上升到40%;实际利率很低或是负值;1/5~1/4的银行贷款投向房产项目;外资大量流入;东南亚货币所盯住的美元汇率相对日元走软。(有多少迹象和目前中国相像?)

  与东南亚所不同的,显示出更有竞争力的日本/韩国/台湾模式(这些国家/地区地拥有具全球品牌/竞争力的企业):(1)都实际了土地改革;(2)政府扶持能显示创新能力的企业;(3)对政治改革更认线条,似乎与实际情况并非完全附合。)